神探李昌钰翻车再+1，女星命案被法官狂批私藏物证、销毁证据…
美国法官判他捏造证据的第6天，神探李昌钰终于发声了。
他否认捏造证据，同时爆出大量从没曝光的细节，为自己辩护，让这起34年的冤狱案更加扑朔迷离。
李昌钰：他们施压逼我找出不存在的物证
这涉及一宗发生在1985年的陈年旧案，65岁的退休卡车司机埃弗雷特-卡尔（Everett Carr）在康涅狄格州家中被两名凶手残忍杀害。现场极其血腥。
他的头被砸碎，身上被刺了 27 刀，颈静脉被割断。谋杀现场的走廊上到处都是血。
案发后卡尔家中丢失了一台录像机、几件廉价首饰和几卷硬币，警方先入为主认为，这是一起 “入室盗窃案”。
很快，他们锁定17岁的肖恩·亨宁 (Shawn Henning) 和18岁的瑞奇·伯奇 (Ricky Birch) 作为犯罪嫌疑人。因为两人是无家可归的少年，曾有盗窃经历。
然而，警方彻底搜查瑞奇和肖恩的身体、财产、汽车，都没有发现卡尔的血液、毛发或 DNA。更没有目击证人将瑞奇或肖恩与谋杀案联系起来。
但检察官利用浴室的毛巾作为证据，认定两人杀人。
法医专家李昌钰作证，他在楼上的浴室里发现了沾有污渍的毛巾，并且他对浅色污渍的反复测试证明它们是由血迹造成的。
检察官利用他的证词向陪审团辩称，两名少年用毛巾擦去身上的血迹。这最终导致瑞奇和肖恩罪名成立，分别被判入狱 50 年和 55 年。
但两人多年来一直喊冤，呼吁重审。2019年，高等法院推翻两人的定罪，并下令对李昌钰，八名警察调查员和新米尔福德镇提起错误定罪诉讼。
2023年7月21日，美国地区法官维克多·博尔登裁定李昌钰在谋杀案中捏造证据。
原因是，李昌钰没有创建任何书面文件来记录他在白毛巾上进行或未进行的任何测试或分析”。此外，2008 年，实验室对毛巾上的污渍进行检测时，结果表明它们不是血液，而是某种无机物质。
昨天，李昌钰否认法官指控，坚持他向州政府提供的物证是真实的，他没有动机也没有理由捏造证据。并还原了案发当天的取证工作始末。
“毛巾污迹对血液测试呈化学反应”
“1985 年 12 月 2 日晚上，我和我的同事以法医科学实验室负责人的身份被叫到新米尔福德的凶杀现场，进行现场化学测试并进行初步的犯罪现场重建。”
当时他用四甲基联苯胺检测毛巾上的浅红色污迹，这是“20 世纪 80 年代使用的一种血液化学试剂。毛巾上的污迹和水槽中的一些斑点产生了阳性的化学反应。”
虽然这些物品被州警探放入证据袋中，但“由于未知的原因，当时从未将毛巾提交给实验室进行确认性血液测试。”
检方施压：让他找出不存在的物证
李昌钰说，他感到来自当时的检察官丹尼斯·桑托尔和死者卡尔妻子的压力，要求他找到根本不存在的物证。“在这起案件之前，他们没有嫌疑人，“受害者的妻子来到实验室说，‘你无能。’ 地方检察官威胁要让我退出此案。我还是觉得这个案子很奇怪。”
但他声称，虽然没有对毛巾进行实验室测试，但在现场进行的“化学推定”测试显示，它“可能”是血液。“出现了阳性反应……但检察官说‘这并不重要’，所以我没有要求进行实验室确认测试，”李昌钰说，“这些案件不是我自己完成的。我和其他人一起工作。”
但这一说法遭到检察官桑托尔的否认，是李昌钰自己决定对毛巾进行实验室测试并不重要。 此外，李昌钰自辩的理由还包括：
理由一：他只展示证据，但没得出任何结论
李昌钰补充解释说，“我对浴室毛巾进行的化学测试并没有直接证明瑞奇和肖恩或其他任何人是这起犯罪的嫌疑人。
“我是一名法医科学家，我只在法庭上展示我的科学发现，我的职责不是决定在审判期间提供哪些证据以及向证人询问哪些问题。我不负责记录、收集证据和拍摄现场照片。”
理由二：取证并未直接导致两少年并定罪
“我们对几百个区域进行了指纹、脚印和生物证据检测，包括楼上的浴室、水槽和毛巾。
他补充道：“直到 1985 年 12 月 2 日我访问犯罪现场几周后，瑞奇和肖恩才成为嫌疑人。但我在犯罪现场的取证工作早在他们成为嫌疑人之前就完成了。”此后，我没有参与，也没有卷入任何后续的刑事调查”
理由三：证词包括无罪证据
我在他们审判中的科学证词包括无罪证据，例如在他们的衣服上发现血迹的阴性结果可以证明他们无罪。”
理由四：20年后毛巾血迹测试阴性≠从未检测/捏造证据
对于案发20年后，毛巾上的血迹呈阴性结果，李昌钰解释说，这不应被证明为这条毛巾上从未有过血迹检测呈阳性的事实，也不应大为认为这是试图捏造证据。”
理由五：毛巾上证据可能发生生物降解
李昌钰认为，“这不仅违背科学原理，而且没有任何逻辑依据。这条毛巾在证据室保存了 20 年。发生生物降解、分解或变性并不罕见。……此外，少量的血样涂片证据甚至可能在检测过程中被消耗掉或者从毛巾表面脱落。”
理由六：证据标签证实发现“类似血迹”
Lee 指出，装有毛巾的袋子上的证据标签上写着：“证据 16，查获日期 85 年 12 月 2 日，时间 2305……物品白色毛巾上有粉红色/绿色（难以辨认）图案，上面有类似血迹的污迹。” …位置二楼浴室水槽架。”
“这个证据标签清楚地表明，当（州警察重案组）和实验室人员在现场时，在浴室毛巾上发现了类似血迹的污迹，明确、直接证明我没有捏造证据。”
虽然李昌钰的说明头头是道，字字在理，但最终法官是否接纳这个说法，要等待后面审判才能揭晓。
女星命案遭法官狂批：私藏证物/毁灭证据
其实，这不是李昌钰第一次陷入证据争议的案件中，《thedailybeast》报道指出，李昌钰至少在其他三起案件中隐藏了证据或提供了错误的证词，有可能将无辜的人送进监狱，让有罪的人逍遥法外。
其中一起更被美国法官狂批私藏物证、销毁证据。
这涉及一起女星命案，2003 年 2 月 3 日，女演员拉娜-克拉克森（Lana Clarkson）在知名音乐制作人菲尔-斯派克特（Phil Spector）的豪宅中面部中枪身亡。
嫌疑人斯派克特曾与约翰-列侬（John Lennon）和乔治-哈里森（George Harrison）合作，在音乐圈赫赫有名。
当晚早些时候，斯派克特在用豪车接走了这位 40 岁的前 B 级电影明星。
他们回到斯派克特家一小时后，司机听到一声枪响。”根据一份逮捕宣誓书，斯派克特嚎啕大哭：”我想我刚向她开了枪。
后来，他坚称克拉克森是 “意外自杀“，因为她在一夜酗酒后 “亲吻了一把枪“，结果枪走火了。
很快，李昌钰成为辩方证人。
两名现场目击者说，在梳理谋杀现场时，李捡起了块“指甲”，将它放入小瓶中离开。
当天在现场的调查员斯坦利·怀特(Stanley White)说，他看到李昌钰手帕里拿着一块沾有枪弹残留物的指甲。怀特作证说，他告诉李这个物体是指甲，李昌钰说称他疯了。
但斯派克特前辩护律师萨拉·卡普兰则印证了这个说法。
检察官称，这是拉娜·克拉克森 (Lana Clarkson) 的一块亚克力指甲，但这遭到李昌钰的否认。
李昌钰解释说，卡普兰可能看到他将棉签放入小瓶中，但他没有拿起扁平的白色物体。
在犯罪现场拍摄的一张照片显示，房子里的木台阶上有一个明显的白色物体。李说，照片中的白色图像是木头上的切口。
但检察官艾伦·杰克逊（Alan Jackson）放出白色图像的放大照片，称这显然不是切口。
2007 年 5 月，在斯佩克特的审判中，法官拉里·保罗·菲德勒 (Larry Paul Fidler)裁定李昌钰确实收走了一件扁平、白色且边缘不规则的物品。
法官称李昌钰”没有将这个白色物体交给检察官，而是将它藏起来或销毁。
检察官说，这个证据很关键，这可以证明克拉克森中枪时，她的手位于脸前，而不是放在枪的扳机上，从而排除了自杀辩护的可能性。
19岁女子浮尸案，他的证词与事实不符
同样有争议的，还有一名19岁女子的浮尸案，
1984 年 8 月，19岁乔伊斯·斯托赫马尔 (Joyce Stochmal) 失踪，几天后，三个钓鱼的人发现她的尸体漂浮在附近的水库中。她被殴打并被刺伤17次。
几个月后，警察逮捕了大卫·温伯格 (David Weinberg)，他是一名 26 岁的印刷店工人。
温伯格说他不认识斯托赫马尔。但在他的女友报告他 “行为怪异 “并可能与斯托赫马尔的死有关后，警察将目标锁定在了他身上。(根据温伯格于2017年1月提交的重审申请，他的女友患有偏执型精神分裂症）。
检察官声称，温伯格的作案动机是性侵犯。但据温伯格的律师称，没有任何物证可以支持这一理论。
在审判中，李昌钰作为控方证人作证，他说在一把属于温伯格的刀上发现了血迹。当被问及这是否是人血时，李昌钰说，因为样本不足，所以无从得知。
他还作证说，在温伯格汽车的后备箱里发现了三根 “异常纤细 “的毛发，与斯托赫马尔的毛发一致。他的证词帮助判定温伯格有罪，后者被判处 60 年监禁。
但几十年后，最近一项调查最近显示，温伯格的刀上实际上并没有人血。
更重要的是，调查人员发现的化验单显示，在审判时 “已经明确知道该物质 “不是人血”。温伯格的律师达西·麦格劳称，在 1988 年的审判中，李昌钰 “面前 “有化验单，上面清楚地写着刀上的物质不是人血。但他庭审时并没有说出这一点。
李昌钰回应说：”每次（实验室）检测都是阴性（没有结果）。因此，我无法判断血液的种类。他并没有回应自己在庭审中的化验记录与事实不符的说法。
李昌钰坚称在犯罪现场进行了 “化学推定 “测试，结果显示刀上的物质 “血液检测呈阳性“。他声称自己后来在实验室做了 “物种测试”，以确定是否为动物血液，但没有得出任何结果。他说他不可能知道刀上的物质不是人血，因为样本不足。但他承认，实验室检测也从未显示那是人类血液。在庭审中，他说律师并没有要求他具体说明实验室检测和不太准确的现场检测之间的区别。”我只能回答他们提出的问题，不能主动提供信息。”
李昌钰：假如生命重来，他不会当法医
李昌钰曾表示，在他法医职业生涯中，他已经处理了几千起案件，其中绝大多数没有受到质疑。李昌钰说他现在处理悬案，有时会就“法医学的局限性”进行讲座。
“他们用今天的标准来评判30年前的法医学技术。”事实上，20 世纪 80 年代和 90 年代专家广泛使用的法医学技术（包括毛发颗粒和咬痕证据）近年来已被怀疑为“垃圾科学”，并在法庭上被裁定不予采用。
当被问及回顾过去他是否会做一些不同的事情时，李昌钰说，“也许我会选择另一个职业。”
卡内基梅隆大学教授约瑟夫·卡丹（Joseph Kadane）说，过去的法医学，它并没有达到应有的科学性。专家们得出的结论就好像他们百分百肯定，但实际上他们没有那么确定。”
“取证的问题在于它几乎总是涉及到人——而人并不是绝对不会犯错的。”
卡丹表示，虽然法医证人应该是司法系统内可靠、公正的真相来源。但这种设置没有考虑到人性。
“人们倾向于成为团队的一部分并帮助团队。这可能会导致超越应该维持的界限。”
“还有一个事实是，有一方给钱雇用你，有时候一个人的金钱或其他欲望可能会压倒他们对法庭诚实作证的义务。”
